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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選集》的史料價值
作者：李玉
來源：彭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廿六日甲辰
耶穌2018年3月13日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湖南舞蹈教室善化人。他14歲考取秀才，24歲獲選拔貢，33歲中式舉人，1對1教學后來四次會試落榜，于是放棄仕進之心，以講學、著作終老。他從1890年起先后主講湖南桂陽州龍潭書院、江東北昌經訓書院，1898年出任南學會學長，年夜膽宣揚變法，政變后遭遇禁錮，1902年創辦善化小學堂并任監督，1903年起又相繼在湖南高級學堂、湖南師范館、湖南中路師范學堂、長沙府中學堂講授經學、史學、倫理、修身等課程，被楊樹達譽為“經師人師”。
皮氏在清代今文經學史上是一位至關主要的人物，在晚清教導變革和湖南近代歷史演進中也是一個不成疏忽的人物。他波瀾升沉、飽含艱辛的人生經歷，從經世到維新卻反對激進變革的政治思惟，窮經究史、講求古今通變的學術盡力，無不集中映照著晚清數十年間政治、經濟、教導、社會的劇烈變化和傳統學術、文明的遽然式微。是以，皮氏平生數量眾多的詩文和著作，尤其卷帙繁富的《師伏堂日記》（1892－1908），不僅翔實地記錄著他的個人生涯、社會來往、政治思惟和學術成績，並且對于明天深刻開展清代今文經學史和整個中國經學共享會議室史的研討，以及周全清楚晚清的政治、經濟、教導、思惟、文明和社會變遷，都能供給豐富而寶貴的資料。有鑒于此，吳仰湘傳授費時十余年，彙集到皮氏已刊著作30種、未刊底稿5種，以及散見的詩詞、序跋、書信、課卷、條陳、答問等100多篇，加以特別點校，編成650萬字的《皮錫瑞選集》（以下簡稱《選集》），進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2015年由中華書局出書，為學界深刻開展相關研討帶來了極年夜方便。
《皮錫瑞選集》
起首，可為深化皮氏個案研討供給最完備的資料。
皮氏生前聲名卓越，歿后卻長期湮沒無聞。周予同1928年注釋《經學歷史》，就年夜發感歎：“他的生卒，他的師友，他的學術的傳承，我竟無法覆按。我曾輾轉地詢問幾位湖南的學者，但不是沒有覆信，就是以不知作答。”直到1939年，皮名振根據家躲史料編撰的《皮鹿門年譜》由商務印書館出書（以下簡稱《年譜》），皮氏人生簡歷與學術概貌始為外界知曉。2002年，吳仰湘出書《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溫和思惟研討》，根據皮氏後期詩文、日記手稿和部門經學著作，進一個步驟描畫出他的人生軌跡與思惟個人空間歷程。現在《選集》出書，特別是皮氏多種手稿被收拾、公布，可以直接帶動學界深刻研討皮氏生平、思惟和學術，并糾正《年譜》和已有研討的各種訛誤。例如，《年譜》記皮氏受戊戌政變牽連，“奉廷寄，革舉人，交處所官管制”（《年譜》第68頁），此說廣泛流傳，但是根據《選集》所私密空間收己亥年日記“此間已奉交處所管制之旨，功名無礙”（《選集》第10冊，第1052頁）和附錄所收處分上諭（《選集》第12冊，第629頁），皮氏僅被從江西驅逐還鄉，交湖南處所官嚴加管制，并未被剷除舉人功名。《年譜》又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記“仲春治《易》，疏《焦氏易林》，《證文》粗成，送王閣學益吾校閱，今存手抄疏義一卷”（《年譜》，第75頁），今《選集》所收《易林證文》手稿卻是完全的2卷，其序文末署家教“庚寅立秋天錫瑞自記”（《選集》第7冊，第9頁），可知成書于光緒十六年（1890），年譜之誤顯而易見。再如，學界廣泛認為皮氏治經有從古文到今文的遽變，章太炎甚至是以譏斥他投附時好以逐利祿，可是根據《選集》所收皮氏後期經學稿《師伏堂經說》《易林證文》，可以發現皮氏後期經學就有非常顯著的今文取向，今文之學實是皮氏平生經學主脈。特別是以往研討者評述皮氏經學，年夜多根據《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等寥寥數書，現在根據《選集》，發現皮氏《尚書》《年齡》《三禮》等研討都卓有建樹，今后只需細心解讀《選集》所收25種經學著作，即可對皮氏治經成績與經學思惟作出更周全、恰當的評價。
其次，可為深化中國經學史研討供給豐富的資料和精辟的意見。
皮氏教學場地先是精究《尚書》，彰顯今文奧義，中年兼治鄭學，厘析漢儒家法，暮年通論群經，高低千古，在專經研討、經學專題研討、經學通史研討等領域都結有碩果。后人評價皮氏經學，也譽以“博洽精審，亦能折衷群言”（徐世昌），“淹雅宏通，審思明辨”（邵瑞彭），“學術門徑很明白，善于收拾舊說”（周予同）。正因為皮氏治經具有論斷精當、征引宏富、條理清楚等個人空間特點，所以他的各種經學著作可為明天深刻開展中國經學史（尤其兩漢與清代的經學史）研討供給豐富的資料和精辟的意見。例如，皮氏《今文尚書考證》重要教學場地依據《尚書年夜傳》《史記》《白虎通》等西漢著作，同時博采兩漢的文章、詔令、奏議、碑刻等，窮盡當時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漢代今文《尚書》資料，迄今還是研討28篇今文《尚書》和漢代《尚書》學史最完備的資料匯編、最主要的研交流討著作。又如，學界研討兩漢經學，多持今、古文對立分爭的觀念，皮氏主張“說經宜先知漢今、古文家法”（《選集》第8冊，第140頁），從後期的《尚書年夜傳疏證》《今文尚書考證》《孝經鄭注疏》《鄭志疏證》，到暮年的《駁五經異義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圣證論補評》《漢碑引經考》《王制箋》等，始終重視辨析漢儒家法，尤其評述鄭玄與許慎、何休、舞蹈場地王肅等經學爭論時，并不簡單地歸為今聚會場地、古文之爭，而是細致進微地辨別雙方具體經說的今、古文屬性，求其同，析其異，提醒出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的紛單一樣，徐世昌主編的《清儒學案》是以稱贊皮氏“研精漢儒經訓之學，宏通詳密，多所發明”，可為明天深刻研討漢代經學史供給現成的資料和寶貴的意見。又如，清代漢學復興后，古文學派“家家許、鄭”，皮氏作為今文學家也終生謹記鄭學，暮年自稱“少習鄭學，意欲舉鄭氏諸書盡為注解，以《易注》已有惠棟、張惠言疏解，《書注》有江聲、王鳴盛、孫星衍、陳喬樅疏解，《論語》有金鶚、劉寶楠疏解，服注《左氏》有李貽德疏解，緯書殘缺難通，乃姑置之，但作《孝經鄭注疏》及《尚書中候瑜伽場地》《尚書年夜傳》《駁五經異義》《發墨守》《起廢疾》《箴膏肓》《六藝論》《魯禮禘祫義》《鄭志》《鄭記》《答臨孝存〈周禮〉難》各種交流疏證，書皆發行，以存鄭氏一家之學小樹屋”（《選集》第8冊，第134頁），他對鄭玄經注、經說所作詳盡搜輯與細密疏證，構成清代鄭學研討的殘山剩水，足見《選集》所收以上10余種著作對推進清代鄭學史研討的價值。至于皮氏《經學歷史》《經學通論》專門評述歷代經學的流變與得掉，“胸羅眾家共享會議室，掌運千古”（《選集》第11冊，第2124頁），對于中國經學史研討的意義更是不言而明。
再次，可為深化晚清史研討瑜伽教室供給新鮮而珍貴的資料。
皮氏身處亂世，起初盼望經世救時，后來主張“通經致用”，積極投進湘贛兩地的維新變法和湖南全省的舊式教導，倡導“善變而取法于古”，力圖從舊學中開啟新知，既是晚清社會與文明劇變的親歷者、記錄者，也是清末政治與教導變革的參與者、思慮者。是以，《選集》所收各種詩文、著作，特別是記事長達16年的《師伏堂日記》，可為古人研討晚清史尤其是湘贛兩省政治、經濟、教導、學共享空間術文明、社會生涯等領域的歷史變遷供給新鮮而寶貴的原始史料。例如，皮氏自1892年起受聘主講南昌經訓書院，前后7年，悉心施教，改革學風，“教人以經學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年譜》，第24頁），扶植了無數人才，這幾年的《師伏堂日記》和3卷《經訓書院自課文》，就完全地記錄著他的聚會場地教學生涯與社會來往，是研討經訓書院歷史和晚清南昌社會生涯的絕佳資料。又如，湖南從陳寶箴擔任巡撫以來，逐漸在軍事、政治、經濟等領域奉行改造，最后演變成戊戌維新變法，對講座場地此嚴重史事，皮氏先是耳聞目擊，后來全力瑜伽教室參與，并載于日記中，為后人研討湖南維新運動供給了大批準確的信息，諸如梁啟超進湘每日天期、南學會講學詳情、保衛局籌辦內幕、湖南新舊紛爭經過、《翼教叢編》刊刻等主要史事或細節，《師伏堂日記》都有記載，可謂彌足珍貴。再如，在晚清爽政中，湖南相繼將求實、岳麓、城南等書院改為湖南高級學堂、湖南師范館、湖南中路師范學堂，但相關人事、課程、教學活動、學生風潮等，學界迄今語焉不詳，甚至張冠李戴，皮氏因在各校執教，還一度代表湖南高級學堂總理、兼任省學務公所圖書課長，與巡撫、學政及省學務公所、各學堂當局官紳往還較多，是以皮氏保存在日記中的種舞蹈場地種親歷與見聞，恰是明天研討清末湖南教導變教學場地革的第一手資料。此外，皮氏歷年所記出行、交游、赴考、讀報及處所興革、販子變故、風俗風情、日用開支等，都可為后人考核晚清歷史變動與社會變遷供給鮮活的資料，如光緒三十教學三年（1907）十一月十八日所記長沙席公祠的公務活動，“到者近三百瑜伽教室人，投票選舉，會長劉艮山得二百廿票，副長曾士元得一百卅票，譚組安得九十余票。本擬劉、曾，毋乃先授意乎？予亦得二票，二王1對1教學各得一票”（《選集》第11冊，第2265頁），便是關于湖南諮議局選舉絕無僅有的史料。教學場地
需求強調的是，《選集》出書帶給學界的方便，遠不止于上述各種寶貴資料的彙集，點校之功也很是值得確定。皮氏各種著作教學的主要性其實早為學界所知私密空間，但是共享空間，因為他的經學著作內容過于艱深，研讀不易，《師伏堂日記》等手稿字跡非常潦草，辨認尤難，所以普通的研討者特別是青年學子往往看而興嘆，有時不得已加以征引，卻難免認字、斷句等錯誤。吳仰湘傳授長期研討皮氏生平、思惟與學術，又有扎實的經史根柢，是以無論點校高深繁賾的經學著作，還是識讀各種手稿，都足以勝任其事，從而為研討者供給了準確、靠得住的收拾本，這無疑會使《選集》發揮出更年夜的史料價值。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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